简论历史上周边各族对汉族发展的影响

汉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以封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和文化的发达而影响了周边民族，同时也受到周边各族多方面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周边民族是汉民族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

汉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融入了许多周边民族人口，虽然融合方式和途径有所不同，但是这些被融入的人口却给汉族带来了活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融合了大量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乌桓、柔然等。汉族与匈奴的融合过程十分曲折，为求得政治上的联合或曰双方关系的和平，汉匈统治阶级上层间开始“和亲”。这种“和亲”表面上是汉族人口的外向迁移，实质上却是匈奴民族汉化的开始。这是因为“和亲”不仅是汉朝宗室的公主嫁到匈奴，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的使者、奴婢、匠人等随行，并带去大量的农产品、织物等，传播了汉族的文明，从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影响匈奴，对推动匈奴上层的汉化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流散在匈奴的汉人充实了匈奴的力量，占据了其人口的相当比例，同时也带去了新的生产技术，从而向匈奴社会的下层传播汉文化，并与部分匈奴人融合。汉末，百余部近五十余万匈奴人归附汉朝。他们中有的直接融入汉族，有的融入当时北方的其他民族中（如鲜卑等民族），但最终还是融入到汉族中。汉族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的过程与融合匈奴的过程极为相似，即向上层输出汉文化，而对其下层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流散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大量的汉族兵士和边民。实际上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极大的互补性是汉族与草原游牧各族相互接近、相互联系的基本动力。

汉族对于百越、蛮、夷等民族通过设县置郡，将其置于汉人的政治统治下，而后通过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徙，使汉族与南方各族交相杂处，逐步同化，进而融合。由于南方各民族大都是农业民族，因而汉化和与汉族融合的速度更快、更顺利。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民族迁徙，必然会逐步产生民族的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两个民族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民族人口素质的一大进步。它打破了自然经济所限定的狭窄的交往范围，使汉族与周边民族间族际婚的产生有了条件，而这种远缘联姻又大大促进了汉族人口素质的提高。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数以百万计的周边各族融入汉族中，不下百种的‘胡姓’落籍中原”（《中国北方民族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46页），使汉族人口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北方游牧民族牲畜品种和畜牧业技术的传入推动了汉族畜牧业的发展。以汉代为例，随着匈奴人的内迁，他们的养马技术随之传入中原，促进了内地牧业的发展。如高祖和文、景时，皇帝不过“厩马百余匹”。至武帝时，则出现了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的繁荣景象（同上，第100页）。周边民族的一些优良牲畜品种也传入汉族地区，如大宛的良种马等。牛、马、驴、骡等的繁育，一方面应用于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中；另一方面，马的繁育使汉民族的军事力量增强，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汉民族的发展进程。

第二，周边民族对汉族农业的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汉族从周边农业民族大量引种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如从西域等地引种的苜蓿、葡萄、蚕豆（胡豆）、豌豆、核桃（胡桃）、大蒜（胡蒜）、莞妥（胡妥）、胡萝卜、黄瓜（胡瓜）、石榴（安石榴）、胡谷、虏小麦及纺织原料作物胡麻、棉花等。这些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应用，丰富了汉族的衣食，为提高汉民族的生活质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周边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对粮食、茶叶等农产品的大量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汉族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周边民族对汉族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汉族有着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但是周边民族在此方面的独创性也深深地影响了汉族。例如，西域各族和南方各族有着较为先进的植棉技术，而游牧民族又善于毛织或制毡和皮毛加工，这些技术的传入不仅丰富了汉族手工业产品的品种，还促进了汉族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如元代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的纺织技术就是在学习了海南黎族纺织技术的基础上逐步改进提高的。

集市贸易是历史上汉族与周边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这种集市贸易虽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还是为汉族与周边民族的交流提供了机会和窗口，特别是隋唐以后周边各族与汉族的交流扩大，“当时从甘肃沿河西走廊到新疆，由四川到西南各地，由两湖到两广，由华北到东北、内蒙古，都有繁荣的商业通道。商旅往来，络绎不绝。边疆各民族的商人旅居京都的常常成千累万，内地其他各大商业市镇，也经常有他们的足迹。”（《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1985年6月，民族出版社，第24页）毫无疑问，这些边疆各民族的商人为繁荣汉族的市场，增加市场的人流物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更有融入汉族中的犹太人、回纥人等具有商业传统的民族，成为推动汉族工商业发展的动力。

随着民族融合的出现与民族交往的增加，周边民族的文化也传到汉族地区，从多方面影响了汉族的文化生活，成为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周边民族的宗教信仰对汉族传统的信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相对频繁的王朝更替，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也为宗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汉族传统以儒、道教为主要信仰，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经历了漫长的汉化过程后，汉地佛教发展起来，从而对汉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边民族对汉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儒学的发展也有积极的贡献。他们促进了儒学的流传，特别是一些周边民族的统治者接受了儒学是经世致用学说的观点，从而或喜好之，或仰慕推崇之，在推而广之的过程中使儒学吸收了许多周边民族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周边民族的一些文人、思想家，著书立说或讲学授徒，阐发儒学思想，大大丰富了儒学的思想内容。

其次，周边民族对汉族的衣、食、住、娱的影响也很大。从衣着来说，“胡服骑射”给汉族的影响极大。唐以后，胡装以其舒适、便利的特点征服了汉民族，官庶上下乃至女子都尚穿此服。女子的发式中也有很多是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如来自于西域等民族地区的回鹘髻、堆髻、乌蛮髻等，女子的帽子如唐初流行的帷帽原是西北的吐谷浑人所用，却成为唐代女子的流行头饰。此外，在制衣的面料方面，周边民族也给汉族以极大的影响。汉族最早使用苎麻、大麻布和丝绸来制衣，随着植棉技术和棉纺技术的传入和发展，汉族直到元、明时也开始广泛穿着和使用棉布衣料。在饮食方面，汉族不仅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多种食用牛羊等大畜肉食的方法，还从西域各族那里学会食用“胡饭”、“胡饼”、“胡椒酒”、“胡羹”、“胡麻羹”等及高昌酿法和波斯酿法的葡萄酒，这些使汉族的食品种类大大地丰富起来。在住的方面，从东汉时起，游牧民族使用的折叠坐榻——胡床传入汉族地区，晋以后不仅流行北方，而且推广到江南。胡床的使用促使高足家具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席地而坐的习惯。在娱乐方面，隋唐以后，从西域传入很多娱乐方式，如马球、棋类、双陆、杂技、魔术等等，这些娱乐方式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喜闻乐见，舞狮原为“西凉伎”，而今天却成为汉族民间节日重要的娱乐方式。

再次，周边民族在文学艺术上对汉民族的影响。隋唐以来，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流行于北方，对汉族的文学艺术影响颇大。周边民族乐章歌辞给了汉族传统的文学形式——诗词以极大的影响，唐代的“诗仙”、“诗圣”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深深地受到周边民族民歌的影响。此外，周边民族在与汉族的文化交往中，一些民族语言被汉族所吸纳，比如元曲的许多唱词中夹杂了不少蒙音训语词，有的直到现在还活跃于现代汉语中，如今北方汉族长说的“胡同”就是由元曲而来的语词。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各族的音乐经历了数百年的融合也成为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民族的音乐促进了汉族新的音乐形式和新的音乐风格及内容的产生，并且胡乐与汉乐有机的结合使汉族音乐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如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随着胡乐而来的还有种类繁多的乐器，如箫、笛、琵琶、胡琴、横吹、腰鼓、羯鼓、铜鼓等。经过汉民族的应用和创新，其中的很多乐器已成为汉族喜爱的乐器。汉族在接受周边民族音乐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周边民族舞蹈的影响。隋唐以后族的宫廷音乐中都有很多周边民族的乐舞。在美术方面，且不说佛教对汉族雕塑造型艺术的影响，仅是绘画技法影响也很大。如于阗人尉迟跋质那、乙僧父子把绘画中的晕染法传到内地，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李思训就受了这种画风的影响。